刘道义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有幸与鲍勃·亚当姆森（Bob Adamson）合作编写初中英语（JEFC）和高中英语（SEFC）教学参考书，常一道搞教师培训。鲍勃当时正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题研究中国英语课程与教材史。他利用每次见面的机会，向我和我的同事了解有关情况，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而且正式出版了一本书，名为《China’s English —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当我看到他的赠书时，一方面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成果深感敬佩，另一方面又感到汗颜。我虽身在中国，为多年的教书匠和编书匠，却在英语教育研究方面毫无建树。近几年，我才有较多的时间研究我国基础英语教育史，主编了《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以及《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 英语卷》。
今春，正当我组织一些学者用英语撰写《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1862-2012）》时，陈自鹏老师前来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论年龄，他算是一位后生。可是，当我读了他的大作后，深感“后生可畏”有理。他的著作研究的是百年中国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变革的历史。陈老师是位特级教师，年纪虽轻，却有“自强不息，鹏程万里”之志，选择如此厚重的课题，博览群书，分析思考，独自写出这洋洋大篇实属不易。我很乐意为他这本书作序，这不只是对年轻的学者表示支持，更是向年轻人学习，从年轻人那里汲取活力，同时也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启迪，以敦促自己与时俱进，促进自己的研究。
我用了数日翻阅了全书，做了笔记，感触颇多，归纳起来突出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做了大量文献梳理和研究的工作。他研读了数百篇专著，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及卡片。因此，在读此书时，好似随着作者得以浏览众多名家的著作。这其中有明末的徐光启、利玛窦，有近现代的严复、蔡元培、费正清、李约翰、张士一、林语堂、林汉达、李儒勉以及王力、吕叔湘、季羡林、张志公、李庭芗、王武军、应云天、王才仁、胡春洞、付克、李良佑、张正东、章兼中、周流溪、胡鉴明等。其中不乏文言文的文章，可见作者的文字功底。
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因此十分宝贵。例如，早在元、明朝时就开设了外国语学校；还有1931-1937年，心理学家艾伟教授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委托与张士一等合作从事英语研究，对全国九省的71所中学，184个班级8277名高中学生英语阅读水平进行大规模调查，写成了题为《九省高中英语默读测量》。又如，在英语教育仍处于“摇摆期”的“文革”后期即1972-1976年底，我国先后向英国、法国等49个国家派遣1629名留学生，其中90%以上是学习语言的。本书列举的许多文献将为后人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
这是一部以1902—2001年为基本时限的英语教育变革史，虽仅集中讨论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实际上涉及到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教师教育、测试评价、教育技术、对外交流，甚至谈到了少数民族教育等。历史时间的跨度很大，实际已超越百年，甚至追溯至汉唐时期，因此史料极为丰富。如何概括厘清这浩瀚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并且让读者读起来又有兴趣，易于接受，这是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陈自鹏博士显然是一位睿智的学者，思维缜密，逻辑严密，善于概括，善于总结，表述提纲挈领、言简意赅、通达流畅。
他把全书分为五章十六节。第一章概论，开宗名义地将百年英语变革史按其发展特点划分为七个时期，分别阐述各个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接下来从社会动因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小学英语教育的变革进行分析；第二章抓住了课程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课程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探讨了不同时期的课程变革情况；第三章则围绕引进、自行编写、合作编写三种英语教材建设方式讨论了教材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及问题；第四章从借鉴 — 反思 — 独立探索的视角来研究“舶来”的教法与“本土”的教法；第五章所谓“余论”，恰恰真正体现了本书“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意图，作者把多年来英语教育与教学中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整理成了十大矛盾关系，不仅客观陈述了对立方或相关方不同的观点，也表明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对英语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展望。
由于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案例，使得原本容易显得干瘪的议论变得生动活泼了。特别是在第四章分析各种教学法时，引用了许多名人幼时学英语的亲身体验和现身说法，别开生面，很有意思。
本书“余论”一章所提出的十个关系中的大部分问题的确是英语教育中长期以来让人纠结的问题。陈老师长期居于第一线，对此了如指掌，当然一抓一个准，例如习得与学得、知识与能力、虚拟交际与真实交际等关系。我很认同陈老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他在分析了矛盾的各方作用之后，能够发现双方之间相互的作用，指出“习得与学得在语言学习中重要性都不可忽视”，“知识是基础，能力是目的，真正的语言教学是知识和能力的统一”，“教学中虚拟交际是手段，但要创造真实的情境，做到虚实结合，相得益彰”。说得在理，很能服人。在对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思考这一节中，陈老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建议，有关课程十个“性”，教材的六个“化”， 特别是教法的“四结合”(中外教法结合，传统教法与现代教法结合，结构与功能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值得同行们共同研究。
我与陈自鹏老师过去并不相识，但是，我们恰巧正在做同样的事—— 承上启下， 总结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思考与展望未来。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一百年不算长，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尽管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可是一路走来，跌跌撞撞，进进退退，弯路也走了不少。虽然，中国如今已是世界上的一个外语教育大国，在校学习外语的学生就已近三亿，但还算不上一个外语教育的强国，因为我们的教学质量不够高，总体语言水平偏低，外语语种比较单一。要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条件极不平衡的大国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外语教育迅速发展之路，必须靠我们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探索。我衷心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外语教育工作者能分享陈自鹏老师的研究成果，并和我们一起继续探索英语教育迅速发展之路。